大约形成于明代天启年间之后的梁家园村（即梁家庄村，或称梁园）,随着时代的变迁,在天津的版图上业已消失。然而长期湮没在历史烟云中的这方地名,如今则成了鲜为人知的风韵故事了。殊不知，在梁家园这块沃土上，积淀着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底蕴,曾建有梁家园博文书院、梁家园北洋西学学堂、梁家园营门外俄文新馆、梁家园盂兰会、梁家园跑马场、梁家园营门、梁家园排水节制闸、梁家园炮台等一些本土文化或中西方文化相融合的生活服务设施,并承载着诸多过往的历史述说与记忆。时下看来，诞生于天津河西梁家园，有着辉煌经历的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著名的高等学府——北洋西学学堂（即北洋大学堂）,就是当年兴学强国的典范和培养造就大学人才的摇篮。

一

梁家园村亦称梁家庄村。其地理位置，据《天津县新志》记载，在明清两代，梁家园村是静海县大直沽里海河两岸的一个村庄，大体指今河西区大沽南路与浦口道南京路交口金皇大厦及东北部领近地区。民间传说“先有梁家园，后有大营门”之说。实际上大营门建于清代咸丰十年（1860），原本是天津著名的濠墙营门之一，落于津城东南部的梁家园村附近。“东南梁家园”就指今大营门,梁家园的范围与大营门差不多，面积约0.19平方公里。

据《津门杂记》载：“咸丰十年（1860），清统兵大臣僧格林沁，在津筑建濠墙，深沟高垒，距城三里至五六里不等，营门凡十一，围长共三十六里，人称墙子。”当时，环绕天津城垣挖筑了一道护城土濠墙，墙中间设置了11个“营门”，其中在梁家园村设一营门,即梁园营门。为封锁海河，防御敌船入侵，在濠墙与海河交会处修筑了2座炮台，河西岸有梁家园炮台（今南京路东口北端），河东岸有行宫炮台，统称之濠墙炮台。后清政府再次加固津城围墙,深挖壕沟。《天津政俗沿革记》记述，光绪七年（1881）七月，为增强天津的军事防御能力,直隶总督李鸿章会同盐运使如山，第三次对津城濠墙和各个营门进行重修，由原来的11个营门增至14个,称濠墙之门为营门。最初各营门并没有正式名字,大营门按坐落位置俗称“梁园营门”。后来,各营门名称由盐运使如山题署时，才将梁园营门正式命名为“凝晖门”,俗称大营门。梁园营门是通向海大道（今大沽南路）的出入口，海大道穿营门而过，故把海大道上这座营门称谓“大营门”,成了清朝末年天津的一处城防重地。

光绪二十一年（1895），德国效尤英法美日等国在天津设立租界地，并与清政府签署了丧权辱国的《天津条约港租界协定》，允许其设立租界。于是梁家园村一带沦为德国兵营，德军在梁园田间放养马匹、储存军粮及武器弹药，并驱赶梁家园村和靳庄子、小王庄的村名迁徙到德租界以西地区居往（即原海大道以西、墙子河以南），“三村合一”形成"三义庄"。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入侵天津后，毁墙拆门，遗迹无几，只留下一条墙子河（今南京路）。就连设在海河西岸的梁家园北洋西学学堂校舍也成了八国联军的司令部、德国兵营。

原先在梁家园的地界内，有一处兴建于1912年的电动启闭式排水节制闸，它位于今南京路与台儿庄路交会处。这座闻世107年的闸囗，至今运行良好,仍担负着街道里巷往海河的排水任务。在河西区的地名图上，现存以梁家园命名的老地名，仅剩一个"梁家闸"了。

二

天津近代大学堂的建立，始于维新运动时期。北洋大学堂的兴办，不仅推动了我国首个近代学制的产生，而且为我国高等学校初创时期教育体系的建立和深化起了典型示范的作用。

1894年（光绪二十年），中日甲午海战爆发。战后，清政府为汲取战争教训，光绪皇帝发出《强国诏》，向朝野征求“自强、求治”之策，寻求变法维新，许多有识之士认知救国之道应从改良教育入手。1895年5月，维新派代表康有为等人“公车上书”，“废科举，兴学校”。在“兴学强国、科教救国、实业兴邦”这个时代的大背景下，是年9月，擅长洋务实业的洋务派代表、晚清巨贾、时任天津海关道的盛宣怀，适应当时国家工业经济发展与政治改革的需求，主张向西方学习，提出"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才为本”“自强首在储才，储才必先兴学”的教育救国图存思想。盛宣怀呈请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王文韶转奏朝廷,“拟先在天津开设一处以为规式”,亦即筹建一所中国近代最早的新型大学堂，作为之后各地开办大学的模式和范本,以培养高级专门人才。是年10月2日（光绪二十一年八月十四日），光绪皇帝在奏折上御笔朱批“该衙门知道”钦此,获准立案承办。由天津海关、电报局、招商局等单位出资，盛宣怀在博文书院旧址创办了“北洋西学学堂”，又称“中西学堂”。这样，中国近代第一座新型大学在天津正式诞生。校址选在大营门外梁家园村邻近的海河西岸一带，属现今的河西区地域。四至大体为：东临海河之滨的台儿庄路，西讫解放南路，南界绍兴道,北抵南京路；包括现在的海河中学北门至南门、解放南园和毗连的天津公馆、港建里、海运里居民区及部分单位用地。

直隶总督王文韶主持了大学堂开学典礼。清廷重臣盛宣怀首任学堂督办即名义校长；聘请美籍著名教育学家丁家立为首任总教习，统掌总理学堂校务；委派候选道伍廷芳为头等学堂总办。特别值得提及的是，盛宣怀面对“非常之世”，走出了一条艰难办高校的“非常之路”，从而确立了他这位“非常之人”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开拓者的历史地位，进而达到中国延续长达千年的封建教育的历史宣告结束，开创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先河的“非常之目标”。

该校创办第二年，奉令更名为“北洋大学堂”,是中国第一所命名为“大学堂”的高等学校。初创时,按照盛宣怀撰《拟设天津中西学堂章程禀》的规划，头等学堂“此外国所谓大学堂也”。盛宣怀与丁家立商榷，兴办新式大学以美国哈佛、耶鲁大学的办学模式为蓝本，建立了一套较完善的教育教学管理制度，被誉为“东方的康奈尔”。在教学计划、教科书选择、功课设置、教员配备、讲授内容与方法上，全面引进西方教育模式，开设的课程与美国大学相近，所聘教习多为国外学者。如，化学教习、美籍博士福拉尔，曾与爱因斯坦过往甚密，且对相对论颇有研究。在学制上，设置头等学堂为大学本科，二等学堂为预科，相当于大学附中，学制各为4年。头等学堂是我国最早的新式大学，分法律、机械制造和动力、土木建筑水利、采矿冶金4个学门，开设40来门课程，分基础课和专业课。生源面向社会，从香港、天津、广东、上海等地招考。二等学堂是我国最早的公立普通中学，设英语、数学、地舆学、各国史鉴、格物学等20多门课程。在这些专业中，既有社会科学学科，又有自然科学学科。水利机器学、机器工程学、材料热力学、机器房演示等课程是中国工程教育史上的首创。1897年增设铁路专科，附设铁路学堂。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北洋大学堂培养出中国第一批自已的大学毕业生。到1900年，共有200余名学生如期毕业，原拟派赴国外留学，后因八国联军入侵，暂搁浅。1901年，兼任“留美学堂监督”的丁家立，亲自带领陈锦涛、王宠惠、张又巡、王宠佑、严一、胡栋朝、陆耀廷、吴桂龄等首批8名（均为广东籍学子）毕业生赴美国留学深造，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科学管理。这是天津最早派出留学生的学校之一。

王宠惠（1881一1958），字亮畴，广东东莞人，生于香港一个信奉基督教的家庭。从小受祖上的熏陶，攻读孔孟等儒家经典。先后在港圣保罗学校、皇仁书院读书，成绩优异。1895年，他从香港考入天津梁家园北洋中西学堂头等学堂法科专业，为第四班同学。1900年1月（光绪二十六年正月），校方正式颁发给他由朝廷认可的“钦字第一号”大学考凭，成为中国第一个在自已本土大学毕业的大学生,也是近代中国首张大学毕业文凭的获得者。1901年，王宠惠赴美国耶鲁大学攻读法学，获博士学位。之后，旋即英国研读国际公法，赴法、德等西欧国家考察宪法。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用英文翻译并出版了原德文作品《德国民法典》，这一英译版本奠定了他在西方世界的学术地位，很快编入欧美大学的通用教材，赢得国际法学界好评。1911年（宣统三年），回国参加辛亥革命，出任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外交总长。抗战期间，任外交部长等多项要职，为争取外援、抗击日寇做出了贡献。他在法学各领域有着精深的造诣，提出诸多前瞻性的理论观点，为民国第一法律家和中国法学的奠基者。曾是首个在海牙国际法庭供职的中国法学家，联合国宪章的起草人之一。

三

中国第一所综合性新式大学的创建与发展，虽与时俱进，前无古人，盛极近代，但在清政府封建统治和殖民者的列强侵略之下，却几经沧桑，屡遭磨难，尤其饱受战争颠沛流离之苦,走出一条既曲折坎坷、又艰辛辉煌的办学之路。

1895年底，北洋西学学堂校址所在地梁家园划归德国租界。1900年，英法等八国联军入侵津京后，大学堂在劫难逃。校园先是被美军占领，教学中断，旋由德军入驻，校舍地被沦为德军兵营和医院，连联军司令部也设在校园。面对这种战乱恐怖的形势，大学堂的教学设施和文书教案损毁殆尽，人心涣散，被迫停办。为继续留在梁家园复校，大学堂的实际掌校人、美籍学者丁家立亲自赴柏林与德政府进行商谈。天津海关道唐绍仪、北洋大学堂总办王修植、北洋二等学堂总办蔡绍基等校领导，多次与德国占领军交涉，然德军拒不归还，只得另辟校舍。

1902年8月，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袁世凯接管天津，清政府恢复对天津管辖主权。鉴于梁家园大学堂被德军占领，不得不选择坐落于天津城北八里的西沽村北武库（又称西局,为北洋军火贮存地）旧址，即遭英国海军破坏的武库废墟上重新建校。由蔡绍基执掌大学堂总办（总理全校事务），主持重建复校事宜。当时，市井百业凋敝，金融崩溃。蔡绍基倾注大量心血，克服重重困难，从海关库存银筹措复校经费数十万两，并组织力量清理武库战争废墟，因陋就简，精心规划，建成教学大楼、中外教员楼、校务办公用房及学生宿舍等基本设施。整个建筑占地348 亩，规模宏伟，校园宽阔，蔚为津沽名胜，正如《北洋校歌》所言：“花堤蔼蔼，北运滔滔，巍巍学府北洋高。”1903年4月27日，北洋大学堂起死回生，从海河西岸的梁家园迁至北运河河畔的西沽武库（今西沽公园与河北工业大学红桥校区东院一带），正式复校开课，蔡绍基为校方总理，丁家立续任总教习。开始学制采纳日本建议，改为正科及预备班各3年（法科正科4年、工科3年），机械班停办。1904年，直隶高等学堂按二等学堂之制改为4年，定为天津大学堂的预备学堂，毕业生不经过入学考试可直接升入大学堂。

1905年，袁世凯更改校名为“北洋大学”，人们称之为“龙牌大学”，百姓惯称“西沽大学”“武库大学”。设立法律、土木工程、采矿冶金工程等3个学门、10多个科目，学制为4年。1906年，主管大学堂达11年之久，3次荣获中国政府颁发的教育勋章，为北洋大学的创立和发展做出历史性突出贡献的丁家立辞职，全校师生拟《送丁公嘉立序》，表达敬仰之情。蔡绍基出任大学督办，王劭廉任教务提调，蔡儒楷为监督。在校新老班子交替之际，集中进行校务整顿，成果丰硕，校风大变，正式开启中国人自主主持大学教务的新时代。复校后，在两年之内，共送出两个班40多名尚未毕业的学子赴法美深造，留学蔚然成风。

辛亥革命后，1912年4月，北洋大学改名为“北洋大学校”，直属教育部。1913年，又改称“国立北洋大学”。1914年，教育部委任哈佛大学法学博士赵天麟教授为校长，他以《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中“实事求是”四字,垂为校训，教育学子。从1906至1914年的9年间，该校资送留学生4批共57人（含自费生5人），其中赴美国留学有44人。1917年，北洋大学进入专办工科时期，转年，全国举办外交官、高等文官、清华出国留学三项高规格的考试，均由国立北洋大学分获第一名，一年之中连中三元，轰动了全国教育界。1919年,设置土木、矿冶、机械、电机、建筑5个工程系。北洋学子们胸怀抱负，积极投入“五四”爱国运动，在校学生谌伊勋是天津最早的革命团体“觉悟社”的组织成员、孙毓麟为校学生会会长、陈泮岭任游行队伍的总队长、张太雷被誉为“北洋之光”。1920年，冯熙运接任赵天麟为校长，后因冯压制学生爱国运动，于1924年掀起驱逐冯熙运风潮，迫使其辞职下台。刘仙洲出任校长，聘请刚从美国回国的桥梁专家茅以升留北洋授课。候德榜、温宗尧、石志仁、李书田、雷宝华、闫子亨等知名学者也曾在北洋执鞭任教。

1928年，二次北伐，战火纷飞，北洋大学被迫停课。南京政府因制订北平大学区计划，将北洋大学改名为“国立北平大学第二工学院”。此时，该校又遭遇一次举步维艰的发展历程，校长刘仙洲蒙受当局的排挤和刁难，不仅克扣校方经费，还不时派歹徒持枪拦路恫吓，在忍无可忍的窘境下,刘校长便愤然辞职。学府一度群龙无首，学子们自发赶赴南京，恳请茅以升出山。是年底，茅以升来到天津，任北平大学第二工学院院长，他从稳定教师队伍、整顿纪律、淳正校风入手，很快恢复了昔日的校风校貌。1929年，大学区制停止试行，校名又改称“国立北洋工学院”，茅以升任院长，继任院长蔡远泽。是年3月31日，正值校方举办欢送应届毕业生联欢晚会，不幸一把大火烧毁了欧式风格的教学大楼，诚为可惜。茅以升以大局为重，收回辞职之念，一腔赤诚，全力以赴，筹募工款，重建校园。并亲赴南京、上海，找到教育部部长和时任政府要员的王宠惠、王正廷等北洋老校友，经多方接洽，从"中比庚款"中筹的10万元，落实了重建资金，建成一幢颇具“双龙戏珠”圆徵标志性的教学大楼。这所当年由茅以升先生筹资兴建的老校区北洋南大楼，今天依然耸立在津沽大地上，可谓茅诗曰“魔火不为灾，新厦俄顷竟。”在民主革命时期，该院是学生运动较活跃的学校之一。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率先成立了华北学生第一个抗日组织——“抗日救国会”。1935年"一二·九"运动中，该校学生不仅积极投身于党的地下组织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而且是成立北京、天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的倡导者之一，曾倡议起名成立"中国民族解放先锋队"，这一爱国举动如星火燎原，席卷全国，拉开了全民抗战的雄壮序幕。这年，学院增设工科研究所，分冶金工程、采矿工程、应用地质3个系，招收各大学优秀工科毕业生入研究所深造，研究两年后，论文通过，授硕士学位。1936年，该校机械系研制成功我国第一台飞机发动机，各项技术指标达世界一流水准。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日军攻陷天津，占领了北洋工学院，使北洋校园再次沦为外国兵营，无奈之下，被迫西迁入秦，与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平研究院等院校合组为“西安临时大学”。1938年3月，刚落脚西安的“临大”，面对日军侵略，潼关告急，不得不再次辗转南迁。千余名师生怀着对日寇的憎恨和报效祖国的志向，从城隍庙出发，凭着一双草鞋，一副绑腿，一路穿渭城、赴宝鸡、爬秦岭、过栈道，饿了吃点锅盔，徒步行程250多公里，抵达汉中城固等地。是年4月，更改校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是我国抗战时期在西北创立的一所综合性大学，设置校本部和文理、教育、法商、工、医、农6个学院23个系及西北联大附中，并云集了黎锦熙、于右任、李达、徐诵明、罗章龙等一批著名的学者教授。1939年，“西北联大”改组为“国立西北工学院”，李书田任校筹委会主任，赖琏首任院长。后迁至咸阳。在城固大山深处办学的7个多春秋，教师们住在用竹泥巴墙搭建的茅草屋生活授课，学生们入驻龙头镇七星寺挑煤油灯夜读……在这种极其艰苦的环境下仍取得诸多科研成果，不仅给汉中人民带来催人奋进的力量和生机勃勃的气象，而且使抗战烽火中铸成的“西北联大精神”在全国广泛传播。抗战胜利后，1946年1月，西北工学院部分师生返回天津，北洋根脉落西沽复校，经国民政府批准，恢复了“北洋大学”校名。茅以升、张含英相继任校长，成立土木、水利、采矿、冶金和化学工程等5个工程研究所，增设了理学、工学2个学院共12个系。从此，北洋进入理工结合、开展学术交流与科学研究的新时期。1947年，北洋大学进步学生率先在津门举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示威游行，抗议国民党反动派镇压学生的罪行。解放战争中，学校成立中共地下党组织，党建活跃，战斗力强，被师生称其为“小解放区”。

从梁家园建校始至建国前的54年间，北洋大学培养出3000多名宝贵的本土本科毕业人才。其中，革命先驱、专家学者颇多。如，中共早期组织创始人张太雷，“五四”运动天津各界联合会副会长马千里，政治家金邦平，经济学家马寅初，军事家温应星，法学家赵天麟、冯熙运，数学家秦汾，银行金融家钱永铭，冶金学家温宗禹、蔡远泽，矿冶学家王宠佑，教育家张友巡、罗忠忱、李建勋、齐国梁、齐璧亭，医学家刘瑞恒，海牙国际法院大法官徐谟，诗人徐志摩，外交家奥运之父王正廷，交通名宿刘景山，盐政名宿钟世铭、朱庭祺等等，都是各行各业的佼佼者。可谓“桃李满天下、英才遍神州”。

四

1949年1月，天津解放。是年4月，北洋大学在西沽开学。从11月起，隶属于国家教育部，对教师阵容、课程设置、管理体制等进行一系列改革，实行校、院、系三级管理。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9月，北洋大学除采矿、冶金两系拨给北京矿冶学院外，其余各系与河北工学院、津沽大学、河北大学及南开大学工科合并，重新组建定名为“天津大学”，迁入南开七里台（今卫津路92号）。当时，广大师生载歌载舞，一首由王莘作词谱曲的新歌《歌唱祖国》响彻新校园。在宽阔的北洋校园内，兴建有一座“北洋大学堂”纪念碑亭，始终保留着早年办学宗旨及学风校训等历史印痕，成了激励一批又一批天大学子励志成才的座右铭。

1952年，经国家院系调整后，天津大学设置土木、水利、采矿、纺织、冶金、机械、电机、化工、地质、数学、物理共11个系，成为全国规模最大的多科性工科大学之一。1958年，毛泽东主席视察天津大学。1959年，被定为全国首批16所重点大学之一。“建筑老八校”则天大有名。新中国成立后至1984年，培养出40000名本科生和研究生，为9个国家培养留学生百余人。2015年，该校在津南区建成北洋园新校区。截至2018年，天津大学有全日制在校生33159人，其中本科生17724人，硕士研究生11410人，博士研究生4025人；拥有64个本科专业，39个一级学科硕士点，28个一级学科博士点，23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等。天津大学为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理工科大学之一，国家首批高等学校科技成果转化和技术转移基地，位列双一流的“985”“211”工程大学。工科和理工科是天大的特色和优势，在其21个二级学院中，有14个为理工科学院，而且基本上工程类学科均为国家的重点学科。

从清末北洋西学学堂建立至今125年的历史征程中，该校数迁其址，几易其名，唯“北洋精神”锦延不断，始终秉承梁家园大学堂“储才强国”之宗旨，坚持以“振兴中华”为己任,“实事求是”为校训,“爱国担当”为传统，“严谨治学”为作风，薪火相传,改革开放，开拓创新，不仅为国家各行各业输送了大批现代化的栋梁之才，而且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综合性、研究型、开放式、国际化的世界一流大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图（1）梁家园北洋西学学堂 外景（明信片）

图（2）北洋大学堂 校门

图（3）北洋大学堂领导教授合影:督办即名义校长盛宣怀（坐右二）,学堂总教习、美籍著名教育家丁家立（坐右三）

图（4）1900年元月（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出自北洋大学堂的近代中国第一张大学毕业文凭，即“钦字第一号考凭”

图（5）梁家园排水节制闸

（ 作者单位：河西区地志办 ）